或者说是斐潜所想要的那种进步。
训斥和谩骂，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是一时的压制了问题，那个问题依旧存在，就像是西域的问题一样，斐潜相信西域联军不是什么问题，可是打败了西域联军之后呢？
太史慈是否能挑起改变西域，变革都护的重任？
太史慈相比起吕布来，武力或许是差了一些，但是在文治上，则是比吕布好了一大截。
这个世界还很大，华夏需要的是文武全才，而不是文武偏财，或是骗才。
汉唐之后，『尚武』渐渐就变成了『重文』，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可偏偏却在之后的封建王朝之中得以一贯而行，论其根源，究竟是在哪里？
『西域之于华夏，便是周逐之于乡，诸侯之于四方。』斐潜缓缓的说道，『周用国人为勇，非乡人勇于逐，乃其田多于野也。便如西域邦国酋首，若知其死，家业无着，则必乱战。无他，人之本性也。』
『春秋尚武，战国尤盛。商公有言，「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斐潜看了看太史慈，太史慈点头表示知道这个，便是笑了笑，『那么……为何如今只闻「士农工商」，而不见其「战」？』
『啊？这个……』太史慈吞了口唾沫，不能回答。
春秋战国时期，一是原本社会中人们的普遍认知，二也是出于争霸需求，各路诸侯纷纷富国强兵。秦朝的变革之一，就是商鞅带来的变法，他否认了齐国的策略，而是将军事并列到了农业的高度，可见商鞅对于军事的看重。在他的影响与鼓励之下，原本就崇尚武勇的秦朝，变得更加重武尚功，并努力朝着『举国而责之于兵』的方向迈进。
商鞅表示『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能壹民于战者，民勇；不能壹民于战者，民不勇，圣王见王之致于兵也，故举国而责之于兵。』看看这段话，就足以证明当年赳赳老秦的气势。有这种全国皆战、全民皆兵的气势与信念，秦朝如何不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而现在么……
一群当年的山东败寇，天天嚎叫着『好战必亡』。
斐潜缓缓的说道：『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故秦民皆勇于战也。』
太史慈默默点头，若有所思。
在秦国，一个普通出身的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军功封侯拜相，而且军功的大小、质量，直接决定军士未来的政治经济利益与社会地位。商鞅重法，将服兵役当成是国民必须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但在此基础上，他又不忘许以重利。反正都要服兵役，不如积极参加，奋勇作战，还可以改变自己的出身。
『汉承秦制，亦勇于军战，兵革大盛，方有驱逐匈奴，追亡漠北之战。』斐潜仰着头，望着茫茫的戈壁滩，似乎在看着在漫漫黄沙飞舞之中，那卫青和霍去病以及其他羽林卫的身影。
汉刘邦取得天下后，也继承了秦国的大多数制度。军功爵制在西汉初期依旧是不少平民改变人生的必要之路，而且从西汉初年官员阶层的成分来看，在朝中身居高位者，大多都是功勋武将的后人。当西汉面临匈奴这个敌人时，便意味着战争不会结束，便必须靠武将上阵杀敌来维持国内的安全和稳定。
『直至孝武，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斐潜笑道，『子义可知，孝武帝其罢黜之百家，并非仅是罢治申、商、韩、苏、张之学也，而是罢黜豪强地主，军功勋贵……』
太史慈瞪圆了眼。斐潜说的这个事，和太史慈之前所知的完全不同，打压豪强地主，太史慈还多少能理解，可董仲舒所言的百家不是针对着文人么，怎么就忽然拐了一个弯到了捅到了军功勋贵身上了？
『便如西域，』斐潜指了指西面，也喟叹一声，『亦如吕奉先……』
太史慈若有所思。
因为当时大汉经过文景之治，修生养息，原本第一代努力奋进的军功勋爵，已经走向了腐朽与没落。他们的子孙不能再给百姓提供安全和保障，也不能成为国家的屏障和栋梁，甚至是妨碍了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安定，成为了封建王朝之中的累赘，不仅不能有效加强统治阶级的管控，而且还不利于君主加强集权。
所以在汉武帝掌权后，对待这些堕落的功勋武将，采取了打压政策。一方面，汉武帝认为『武功以显重，文德以行褒』，开始提拔一些『文学之士』充当官吏补充行政需要，从而改变了功臣武将掌权的局面，而另一方面，汉武帝还重用布衣，提拔一些寒族人才，诸如桑弘羊、司马相如、朱买臣、卫青等人作为重臣来对抗原本的勋贵。
东汉光武帝在争夺天下的时候深有体会，知道割据地方的都是军阀，所以光武帝也开重文抑武，尤其是对于关西之地重点防范，自此以后，东汉王朝的军将武人便很难进入到核心统治圈子中。
至此，轻武而重文的格局逐渐形成，轻军爵勋贵而重经书世家的模式，一直持续到了唐末，然后在一顿嘎嘎乱杀当中，庞大的世家衰弱了，倒了下去，更多新兴地主阶级又站了起来，围绕着土地这关键性的生产资料的轮回，持续了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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