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那个人”手里取走“细胞”名单，马汉三是道绝对迈不过去的坎！ 尽管毛人凤对马汉三的介绍已是相当的客观，但那个马汉三是毛人凤看见了的马汉三，看不见的马汉三又是什么样子，只怕是毛人凤自己都不知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只有把马汉三了解得透彻了，未来，他才会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让沈言没想到的是，谢天临竟然这么快就传回来消息，而且竟然还是和“大名鼎鼎”的被称作川岛芳子的金碧辉有关。 “还是有组织好啊！” 想到自己以前的孤立无援、想找个人商量一下都找不行，沈言的心里不由得生出了感慨。因为坐在对面的是柳琳，是自己的同志，所以沈言没有去把自己的情绪给掩藏起来。 柳琳察觉到了。 “你好像挺高兴的？”看着沈言，柳琳很是奇怪的问道。 “是挺高兴的。”沈言没有否认，点头。 柳琳没有再问下去了，这样的场合，什么该问什么不不该问她是清楚的。 柳琳将视线落在了沈言面前的报纸上，显然，沈言的高兴是和逮捕金碧辉、以及她带给沈言的那则消息有关。 “这些……和他的工作有关系吗？”柳琳心想。 吃完饭，沈言决定送柳琳回去。 因为刚借调到“青干校”附属中学，还没来得及找房，柳琳现在就住在“青干校”附属中学的教员宿舍。 “青干校”附属中学位于礼园对面，距金汤街直线距离也就三公里多一点的路程，不过因为爬坡上坎，原本三公里的路走下来五六公里都是有可能的。 “送回学校就不用了，送我到七星岗吧，我在那里乘通勤车回去。”看了一下表之后，柳琳说道。 “还有通勤车吗？”沈言问道。 “来的时候我问过了，晚上最后一班到八点收车。”柳琳答道。 “那行，我送你到七星岗。” 沈言道上一声，然后和柳琳并肩向七星岗走去。 通勤车不是公交车，是“国府”下属各部门为方便本部门人员出行开设的一种福利。部门不一样，发车的次数也不一样，有的一天一次，有的一天两次，最多的也就早中晚各一次。不过复兴关却不一样，复兴关属于“国府”的党政军机关较多，因而那里的通勤车实行的是联动，如同公交车一样，所以到这个时候都还有车。 七星岗距金汤街数百米，十分钟左右就能走到，而现在距八点还有半个小时。 沈言这时已经估计到柳琳还有话说要对他说，因而脚步迈得不是很快。 现在已是十月，不过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的缘故，这里又临近重庆市中心，加之时间还不到八点，一路上来往的人也还是不少，那些秘密的话根本没办法说。 走上了好一阵，直到走到七星岗快到通勤车的停车地点时，柳琳才瞅准开一个机会，如爱人一般贴着沈言的耳朵，小声说道：“首长让我告诉你，国民党方面已经同意我方提出的限制特务行动的条款。” 说完，柳琳立刻将嘴从沈言耳旁撤离。 如果是在上海，或者沈言没有结婚，她肯定会赖在沈言的肩头不走。只是今时不同于往日，沈言已是有家室的人了，她也成了肩负着党赋予她任务的一名情报员，而且就算她不是党的一份子，不受党纪的约束，她也还有她的自尊，这自尊也不会让她去逾越雷池半步。 沈言根本就没有在意柳琳的举动，他的心思这时已经完全沉浸在了首长让柳琳带来的话里面，这个时候，首长让柳琳带这样的话给他，目的是什么？是否与他从“那个人”那里获取“细胞”名单有关？如果有关，关联又在哪里？ 沈言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 “车来了，我先走了，有时间记得多给我打电话。” 柳琳这时道上一声，然后松开了挽住沈言胳膊的那只手，向停在十余步外的那辆用军用卡车改装成的通勤车跑了过去。 沈言看着柳琳上了车，看着那车开动，看着它越开越远直至驶出了视线。但沈言却动也未动，他依旧在思索…… 几乎同时，江南某地。 远离重庆、为让自家校长和中共放心，以检查肃奸工作为名的戴笠，正站在一栋楼的阳台前，看着眼前的夜景。 看夜景是假，戴笠的心思早被他身后的那纸电文给带走了——“委座已经同意中共提出之议案，限制特务机构之权力，禁止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人民之权，释放所有政治犯。盼复。” 电文是由甲室以密电的形式发来的，戴笠早沈言几个小时就收到了这条情报。显然，甲室的那些秘书们也意识到此事的不同寻常，意识到这个决定对军统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说得更直接一些，它影响着军统所有人的前程，否则的话，电文最后不会极为罕见的出现“盼复”二字。 “盼复”二字，不是甲室秘书们的自作主张，这是军统局各处、各室、各部门的焦虑，是整个军统局共有的心声！ 戴笠当然清楚手下人在怎么想，享受到了特权滋味的人是不愿放弃到手的特权的，养尊处优惯了的人没有几个还愿意去过那苦日子。 别的不说，仅薪水一项，军统局特工们的薪水就足以让人眼红。“国难薪”在军统是不存在，相反，军统特工们的薪水比原级别还提高了一级，少尉拿中尉薪水，上校拿少将薪水，军事机关的少将们“国难薪”到手后200元，而军统局的上校们依旧是实打实的少将薪水：320元！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对“国府”援助的增加，国内局势的逐渐好转，“国府”收入增加，从1943年（民国32年）开始，“国难薪”虽然还叫“国难薪”，但却增加了津贴，领200元“国难薪”的少将们，那120元的差额便以津贴的形式发放下来。在军统局，这津贴同样一分不少，属于少将津贴的120元依然落入军统上校们的口袋里，此外还有每月的生活补贴，这些加在一起，一名军统上校的薪水比起一名“国军”中将也差不了多少。 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比较，实际上“国军”的将军们并不差那点薪水，真要比起来，军统局的校官们是没法和“国军”的将军们去比的，毕竟有胆量像赵理君那种敢明目张胆大规模倒卖军火、走私鸦片的，在军统局里只能算是极少数。 但戴笠想得更加深远，因为他知道，他的校长是不差这几个钱的，随便从查抄的日伪资产里漏点出来，养活一个军统局绰绰有余。 他的校长所以要答应中共提案，原因只有一个，借中共之手，剪掉军统这只已成后患的老虎——借力打力，他的校长不是一直这样吗？张静江、张学良、冯玉祥这些哪一个不是他的校长这一策略下的牺牲品，论借力打力，他的校长才是真正的祖师爷，而他戴笠和他戴笠领导下的军统，不过是祖师爷用来藏污纳垢的马桶。 现在，他的校长要向世人表现出他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一面，让世人只看到他的光辉、他的圣洁，于是他戴笠和他戴笠领导下的军统也就不再需要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如两千多年前的范蠡所说的那样。 只是他却不能像范蠡那样一走了之，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敢、也走不了！从1927年（民国16年）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密查组成员开始，到如今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他的手上沾了太多的鲜血，不仅有共产党人的血，更有自己人的血！不仅如此，他还知道了党国内部太多人的秘密。 一旦军统不在，一旦他被他的校长打入另册，一旦他变成了孤家寡人，就算共产党肯放过他，党国里的这些人也绝不会放过他，这一点戴笠非常清楚，到时候，等待他的，将是死无葬身之地。 这与他当初的志向可是不符的。 当初…… 戴笠很容易的就想起了当年他在广州第二次投考黄埔军校六期时的情景。 也是因为当年全国各地误了考期的考生太多，这才给了投靠黄埔军校的戴笠第二次机会，若非这个缘故，他戴笠现在在哪儿都还不知道呢。不过那时他还不叫戴笠，他的名字叫戴春风。 改名，是因为他已经考过一次，担心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于是他听从了两位新结识的好友王孔安、徐亮的建议。不过改名为“戴笠”却是他自己的意思，取自越谣歌——“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车下辑；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词中之意，如陈涉曾与人说过的那句“苟富贵，勿相忘”一样。 只是戴笠自己也没想到，一字成谶，“苟富贵”的代价竟然是他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戴笠者——“戴笠者，藏其面于笠下，不以真面目示人！神憎，鬼亦厌，无人敢与亲近者，皆恐！” 当初他的志向可不是这个，当初…… 想了很久，戴笠也没有想起改名之后他的志向是什么，如同行路者忘记了他的始发地一样。虽然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戴笠敢肯定的是，他绝没有想过要让自己成为一名戴笠者。 “会不会是他已经猜到，徐恩曾手里的那份名单变成了废纸，是我在中间搞的鬼？”望着变得深沉起来的夜色，戴笠在心想。 “他”自然是他的校长，“那份名单”便是为中统局精心编织出的“细胞”名单，正是因为他泄露了徐恩曾手里的名单是假的，这才导致了徐恩曾的“永不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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