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田埂上的是计世成和姚文昌和管世铭几人。
各人在说话和做事的时候，计世成时不时的瞟上管世铭一眼。
这位库大使被长史司保举了一级，加了将仕郎的散阶，现在也算得是从九品的官职在身。
不入流到从九品其实是无所谓，但表明了王府高层的态度。
很显然，管世铭这个库大使已经被殿下纳入囊中。
随着管世铭的加入，王文海的顺从，比如乔正志，李清臣等进士或举人出身的王府官员都是向殿下输诚，渐渐获得了具体的差使。
短短时间内，王府内并没有大刀阔斧的撵人更换官职，也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但是很明显，荣王殿下对王府的控制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计世成已经派人回老家搬取家小，这事也是和宗沐云商量过后做出的决定。
王府官员其实很少搬家小到自己任职地方居住，一则是搬家费用不小，耗费很大。二来朝廷不允外任官员带家小一同上任，以避嫌疑。
象管世铭这种和家人同住的官员，其实是百中无一。
也就是王府佐杂官不被人看在眼里，管世铭又是不入流，形同小吏，所心根本无人在意。
宗沐云这样的就是清客，却是不在官员管理的范围之内，搬不搬家人到常德是自己家事，朝廷却是不会加以限制。
计世成要搬亲眷前来，当然是要做出态度，下定决心，最少在十年之内安心在荣王府效力。
朱载墐对这种表态当然十分欢迎，计世成奏报此事之后，便是令财赋司拨了百两银子给计世成当搬家费用。
殿下这个态度，显而易见了。
估计过一阵子，搬亲人到常德聚居的官吏肯定不少。
“这一片都姓宁，可以登记核算了。”计世成也是颇为疲惫，脸色也晒黑了很多。以前身为秀才相公，又擅长杂学，他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天气在田埂里漫步，那不成了疯迷了？
但现在走在其中，掌握着权力，虽然是晒的黝黑，又是汗流浃背，但却是不以为苦。
看看姚文昌和管世铭的样子，似乎也是相差不多。
各人都是兴致勃勃的样子，管世铭招了招手，将一脸恭谨的宁思忠等人叫过来。
问姓名，父祖籍贯，身状，姓名，田亩数字，一年上交多少。
宁家庄这里按王府记录是水田旱田菜田共三千一百多亩，佃户人家是一百七十户，丁口是丁三百五十，差不多是每户两丁，每丁种地平均在十亩不到。
每年入库粮食是四千多石，另外有四千多石的杂物入库。
此外这里距桃源县城近，有好几百亩地的菜田，一年收获大约是一千多两白银或等值的铜钱。
在计世成和管世铭等人询问的时候，一旁的吏员们运笔如飞，将各人报出的数字一一登记在册。
这些官吏分成好几批，只要是王府地亩黄册上记录的地方便是一一走到。
这时候正是收获农忙季节，也不可能有地种的人会不在家。
若是地册有地，人却没有，这就是抛荒地，当然是没有可能发生。
登记到人，种的地却没有在册子里，这说明什么？
这就是隐田。
在大明这是难免之事。
国初的地亩黄册早就一团乱糟，根本反应不了真实的田亩丁口数字。
由于给秀才生员到内阁大学士不同等级的优待，比如秀才免两个身丁徭役，三十亩地免税。
以此类推，到内阁大学士的等级能优免多少？
而且肯定是权力越大，免田赋身役就不可能老老实实的按规定执行，所有人都会占国家的便宜，尽力兼并和隐瞒自己名下的田亩。
大明是皇权不出县城，县官多半被当地官绅生员阶层给架空掉，彼此配合县官还能涮政绩，如果双方起了冲突，要么是知县涮出超高的名望，要么就被士绅给弄死。
士绅阶层把持宗政和地方权力，当然是彼此配合，将丁口田亩数字隐瞒下来。
加上太监阶层，勋贵，宗藩。
大明的财政缺口当然是越来越大。
就象崇祯年间，很多人说东林党不让收商税，魏太监收商税保障上中枢的财政收入。
全是胡扯。
崇祯也就是刚上台时免除了一些商税，也是因为地方负担过重，新皇上台给的仁政。
没过一年就全面恢复。
并且加征练饷，剿饷。
可是赋税却是越收越少，到了崇祯末年时，税种越来越多，收上来的税赋却是一年不如一年。
因为大明中枢对地方的掌控力太弱了，内阁到中枢各部门职权含糊，对接地方权力也是控制力极弱。
如果中枢有一定的权威，尚有地方官员士绅阶层配合。
如果中枢影响力越来越弱，比如崇祯敲景阳钟都没几个大臣上朝时，怎么可能指望士绅商人们交纳应交的赋税？
嘉靖到万历十年前后，有高拱和张居正这些罕见的负责任有能力的大臣掌控中枢，特别是张居正推出考成法，又核对优免政策，减少驿站开销，核对田亩数字，推行条鞭法减少杂税，增加中枢收入。
这些政策都不算猛药，只是推动官僚阶层做应该做的份内事。
减低了官绅阶层对国家的不法侵害。
结果就是张居正在世时没有人敢叽歪，张居正一死，大量官员反攻倒算，加上万历皇帝本身被张居正压制多年，积累怨气，加上皇帝贪财，有不少官员说张居正掌握权力多年，家资不下百万金。
由此万历清算张居正，后果不光是此后内阁不再出现类似张居正这种敢负责，愿意做事的首辅权相。
同时也是将考成法，优免身丁，驿传等诸事又是一团糟。
到崇祯年间，驿站负担过重不得不裁撤驿站和驿卒，结果裁出了一个李自成。
朱载墐对明朝的这些事心知肚明，财政机构，中枢和地方权力之分，内阁制度，统统都有问题。
问题迭加起来，就使王朝在中叶就不可避免的衰落。
明军在仁宣年间还有余力北讨，土木之变的发生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京营衰落，募兵驻守被动挨打，四处起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最少在荣王府，朱载墐是要核实田亩，确定人员权属管理，对自己治下的王府和王庄等机构人员，要做到了如指掌，如臂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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