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腊月，京城中越来越有节日的气氛了。
不但，市井街巷中的行人为了即将到来到年节忙忙碌碌。连朝堂上的气氛，也是变得跟不断响着鞭炮声的元日一般火爆异常。
这段时间，枢密院和御史台，因为博州军库赃罪一案起了争执，最后却将政事堂拖下了水。
一开始是御史台控诉博州军库一案，枢密院定罪不当，应当将此案交由博州本州衙门重审，而处置此案的枢密院详检官刘奉世，却是偏袒着他在此案中有瓜连的亲戚，却让纠察刑狱司去定案，硬是要坐实博州官吏此前错用刑律之罪，此罪一定，当然就没有改审的权力。
为了这一件事，枢府和乌台两边公文往来一阵后。御史台首先按耐不住，将战线拉长，新近上任的权监察御史里行张商英，为了展现自己的能力，开始攻击枢密院中老吏任远，恣横私徇等十二事，并弹劾枢密院上下勾连，结党庇之。
王韶本不想掺和这些烂事，刘奉世、任远这些官吏徇私枉法的事，他也看在眼里，都滚蛋对他更有好处。且王韶是因边功而得入枢府，在京中根基不稳，最安稳的策略就是凡事不出头，做好手上的这一摊子事，维持住自家在西事上的发言权，慢慢营植自己的势力。做过几年枢密副使，再外放几年边帅，五十上下的时候，便可回朝登上枢密使的位置了。
只是御史台不仅仅是揪着任远之事不放，不知怎么就有传言称，御史台中有人向天子上书，请求将枢府的事权交给中书。
虽不知其中真伪，但事关密院权柄，就算是传言也必须做出反应。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枢密院上下这次是同仇敌忾，王韶即使不愿，也不得不站到了吴充、蔡挺这一边。
原本王韶在河湟时，被执掌枢密院的文彦博三番四次的刁难，恨不得让王安石兼任了枢密使。但现在换作他担任枢密副使，却难容东府侵犯西府之权。
因为这个传言，西府中的三个正副枢使，从两天前开始，就一起不赴院中值守，并把大印送到了中书去。
不是要事权吗？那就交给你好了。
枢府大印，政事堂当然不敢接受。
王安石被将了一军，说实话，他这也是糊里糊涂的便挨了一刀。枢密院和御史台的意气之争，莫名其妙就变成了东西二府权柄谁属的交锋。为了在天子面前自证清白，无意总揽大权，王安石不得不抛弃了张商英这个刚刚由章惇举荐上来的御史。
经此一事，王韶和王安石的关系虽不能说是破裂：王韶昨天还连夜还写了信，今天一大早就遣长子送去了相府，向王安石道歉，并述说自己的苦衷。但实质上，王韶和王安石之间已经有了疏远的迹象——其实就算没有此事，王韶和王安石一为执政，一为宰相，本来就不便来往的太过密切；加之王韶只求开边建功，从来都没有认同新法的想法，分道扬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虽说对跟王安石渐渐疏离，早是有着心理准备，可王韶这两天还是有些不痛快。毕竟今次是被人拿去当了枪使。会跟东府闹起来，也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的心情当然不可能好。
而且今次之事，很明显这是有人刻意在转移视线。将政事堂拉下了水，把一开始的刑案归属权的争夺，变成了两府之间的政治斗争。为了维护枢密院的威权，御史台也只能吃上一个哑巴亏了。
朝堂上的政局变幻莫测，也让刚刚侧身朝堂的王韶叹为观止。一句流言不但让吴充脱身出来，而且还反手给了政事堂和御史台一棍子。要是没有这一档子事，因为包庇胥吏任远的行为，吴充应该下台，而他的亲信枢密院详检官刘奉世也别想有好果子吃。
不过在这一件事中，也能看出了天子的倾向，以及他跟王安石的关系了。若是放在熙宁二年、三年的时候，王安石尽管连宰相都不是，枢密院若敢这般欺到政事堂的头上，王安石能当即撂挑子给天子看。但现在，王安石已经不便也不敢这么做了。
身在京中，王韶也知道王安石的确不易。今次两府一台的三方之争，王安石吃了个暗亏，让吴充更加稳坐枢密使的位置。而在市易法上，皇城司越来越多的活动迹象，已经表明天子并不再彻底的信任王安石送上来的报告。就在昨日，听说天子还质问王安石，为什么最近京中的水果涨价了，外面的行商都在抱怨，市易务转卖水果，这般行事是不是太繁细了？
虽然王安石当时已经长篇大论的顶了回去，但王韶听说此事后，也是想上本与天子说上两句。
繁细？市易务就是做这个事的，怎么叫繁细？
天子连有司内部的事务都干涉，才叫做繁细！
什么叫‘元首丛脞’？《尚书》中的这句话，就是不要让天子不必去管这些琐碎的细务，只需主持着大方向上的战略就够了。而天子注重细务，忽视大略，就会‘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做臣子的会懈惰，如此万事都会堕废。
如今的天子啊，勤勉是不必说的，聪慧也是实实在在，就是什么事都想抓到手中的这种性子，跟太宗皇帝一脉相承，让臣子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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