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当然有这个自信！
根据监视小组呈上来的报告，那个小女孩向周公馆两个八路递交情报的时间是上午的九点十五分，这个时间距总部收到毛森被捕消息的时间过去了不过四个小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两个八路拿到情报的时候，他和甲室的秘书们以及军事、情报、行动三个处的处长才拟订出方案，其中甄别组组长在那时根本还没有具体人选，沈言还是在人事室提供的人员名单全都被否决之后，由毛人凤提议并经他同意补加上去的。
这个时候沈言就已经知道他将作为甄别组组长前往上海，这未免……连鬼都不会相信。
当然，如果把谜语和书页分割开来，再依照情报处对王安石那首梅花诗给出的分析，沈言依然有共党的嫌疑。
情报处的分析报告虽没有出现在戴笠的桌面上，但其中的几处关键却深刻在戴笠的记忆中——
“如果我们将‘暗’视之为潜伏者原有的身份，‘香’意味着改变或者途径，‘来’寓意重来，再将诗题的‘梅花’假定为代号，那么这名中共情报人员所要传递出去的情报就是：潜伏者‘梅花’请求取得和上级的联系，又或者潜伏者‘梅花’有紧急情报需要送达；‘暗香来’下面画出的那三朵梅花，极有可能是潜伏者在向上级表明自己的身份级别，但也不排除是在表明事态的紧急程度，又或者这是潜伏者的序列号，如梅花三号之类的。”
概括起来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我已觉醒”。
觉醒和唤醒的区别戴笠又岂能不知，唤醒是被动，觉醒则是一种主动，可以直接称之为觉醒者。
根据对那些觉醒之后被擒获的觉醒者的审讯，军统局内部早已经有了结论，从潜伏者变成觉醒者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潜伏者获得的情报超出了再继续潜伏下去的价值，他必须要暴露自己。只是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潜伏者所认为的价值在上位者的眼里从来都是打了折扣的，并且潜伏者今天能获得这样重要的情报，要让其继续潜伏下去，明天极有可能获得更加重要的情报。除非是那种可以改变国运的情报，比如德国全面入侵苏联的作战计划，再比如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等等之类的……
可如果真有这样的情报摆在桌面上，那些上位者会信吗？
当然不会。易地而处，即使自己就是斯大林、就是罗斯福，自己已经坐在了他们的位置上，戴笠也一样不会相信——《苏德友好条约》墨迹未干，日本根本就一丑陋的侏儒……敢挑战我苏联？敢偷袭我珍珠港？活腻了还差不多！
所以说这种觉醒是基本不存在和不可能的。
而第二种，则是，潜伏者在潜伏之前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他潜伏的目的就是以获得这个目标为目的，他的觉醒意味着目标已经得手或者即将得手，所谓的“即将”是指他的后续行动必须得到某些方面——人或者物的支持与协助，否则他的任务无法完成。
当然还有第三种，那就是潜伏者崩溃了……
沈言是觉醒者吗？
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一个除了在“南昌行营”做过几天作战参谋，其余的人生时间都消耗在军统督察室的人，他所能获取的情报又能高到何种程度？就是在南昌行营，所谓的见习参谋也就是帮助德国军事顾问团处理一下日常杂务而已。
如果没有那个谜语，小女孩所传递出的只是一页书纸，戴笠还不会像现在这样纠结，因为那样至少让沈言有了嫌疑，本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原则，沈言绝对走不出重庆一步，甚至连迈出海关巷一号大门的机会都不会有，就算不杀了他，他的余生最好的下场也就在四一农场养养猪之类的。
可问题是，谜语是和那页书纸一起出现的，否定了前者却对无关紧要的部分产生了怀疑，这样的一种推论和结果，连戴笠自己都不相信。
轻叹一口气，戴笠的视线又落在了处在正中位置沈言的那份档案上，不需要看，写在纸上的那些履历自己就会在戴笠的脑海中显出字迹来——
沈言，男，浙江金华人，生于民国4年（1915年）3月21日；
民国10年（1921年）9月就读于上海聂中丞华童公学；
民国17年（1928年），因家道中落返回金华，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七中学；
民国21年（1932年）考入浙江警官学校正科三期；
民国23年（1934年）入南昌行营任见习参谋，半年后返回浙江警官学校，进入“甲种训练班”接受培训；
民国23年12月，入职特工处南京四条巷本部督察室直至民国31年6月23出任军统局上海第九特遣组组长。
这样的履历，中间没有任何断档，干净得就像一张白纸，就是再挑剔的人也挑不出它的毛病来。
近乎完美的履历和近乎完美的表现，这才是让戴笠生出心结的原因。
取和舍，用还是不用，这是戴笠在收到沈言从上海发回的电文之后，一直缠绕在他在心里的一个问题；并且，当戴笠在心中完全斩断沈言和共产党的联系之后，那种委以沈言重任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尤其是现在，他甚至差点忍不住拿起桌上的电话，让毛人凤发电给沈言，将要审查的七个小组改成七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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