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1日，（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与日本小林部队长签订的《关于上海清乡工作中日协定》开始在上海正式实施，（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正式成立，南汇、奉贤、北桥三个地区为首批清乡地点；
9月2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解散万国商团；
9月3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对部分娱乐节目实施审查制度；
10月1日，日本占领当局规定，凡敌国留沪侨民，必须佩带10厘米宽红色臂章；
10月6日，公共租界当局规定，外籍雇员外出需佩戴蓝色臂章；
……
秋去冬至，时间已是十二月，还剩最后几天，1942年就将过去。
上海的冬天是湿冷的，它的湿冷和它夏天的湿热一样出名，不过比起山城重庆来，不管湿冷还是湿热 ，上海总还是要差上那么一截，所以名声在外，不过是城市的名气非重庆可比而已。
淅沥沥的小雨下了两天，那种又湿又冷，给人一种整个上海就是一个巨大棺椁的感觉，尤其在黑市米价已经突破每石千元大关的今天，那种感觉就更加的接近和真实。
对在重庆过了四个冬天的沈言来说，上海的冬天实在算不得什么，可连续两天的绵绵小雨，仍然让沈言极不适应，就好像身体各处都发霉长锈了一样，一如他在重庆时的感觉——他其实从来就没有适应过重庆的冬天。
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至少今天，至少现在，暖暖的太阳挂在天上，让他身上每一个毛孔都感觉到了舒适。
已是午后，丁香花园丁香楼。
外面的草坪上，沈言躺在一张躺椅上，脸上盖着一本书，很是惬意的在那里晒着太阳。
汪鑫到过一粟街沈言住处的第二天，沈言就搬了过来。
搬进丁香花园，这是沈言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的决定，与其遮遮掩掩，何不如大方一些，再者，有其他人在一起，就是真有人想对他施以黑手，怎么也要掂量一下。
一粟街那处地方现在已经空下来了，因为那段刻骨铭心，沈言没有把房子租出去，他只是在搬出来之前，将屋子打扫了一遍，让那里的一切恢复成和沐子钰在的时候一样；
步高里的那栋楼沈言已无用处，因为是公屋，便将它交还给了汪鑫，汪鑫用它作何用处，就不是他的事情了，但尚贤坊沈言却没有把它交出去，而是交给了李光平住，汪鑫对此选择了默认，
现在所有曾被沈言统领过的本部赴上海特遣组的那些特工，都已知道李光平是沈言请来的打理生意的掌柜，不过是心照不宣的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罢了。有木下荣市的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如果沈言连发财都不会，他们就是不怀疑他们当初跟着的那个沈长官和现在的沈专员是不是同一个人，都不行。
远处，那栋被李鸿章建来用作藏书的藏书楼外，袁伟指挥着两个特工拉绳子晒被子褥子，很大的声音，隔着这远的距离都听得到。
为了实现与重庆方面在上海的休战，日本人展现了一些他们的“诚意”，袁伟就是“诚意”里的一部分——作为一名通缉犯，被日军宪兵司令部的宪兵“击毙”。
正因为这个缘故，袁伟才得以在丁香花园里好好的活着。
贾树超没有参与到袁伟的工作中去，哪怕只是吆喝两声。
对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人来说，这等女人家才会去做的事情，岂有一个男人去干的道理。
但这并不妨碍贾树超早早的就把自己的褥子被子从房间里抱了出来，放在那里，等到绳子一绷好，就将被子褥子搭上去，去吸收太阳的温暖与热度。
大男子主义存在的前提是得先有一个女人，在没有女人的情况下，大男子主义就是“遭罪”的代名词，贾树超自有他的取舍之道。
有袁伟在，沈言当然用不着操心他的被褥，夜晚来临时，自然会有一个舒舒服服的被窝在等着他。
得到了袁伟等人的提醒，丁香楼的三个特工也从屋里拿出绳子绷了起来。不过这时，三个特工却又打起了懒主意，没有把绳子绷到敞阔处，而是就近绷在了走廊外的柱头上。
绷好之后，三名特工将丁香楼里的所有被褥都抱了出来，搭在绳子上，去吸收太阳的光芒。
丁香楼里不止只有三个特工的被褥，汪鑫在这里也有一套。正因为汪鑫在这里也有一个窝，出于相看两不厌的考虑，沈言没有住进丁香楼，而是在如今干净得像水洗过一样的藏书楼里给自己安了一个窝。
除了汪鑫，另外还有几套公用被褥，以作偶尔来这里的特工临时之用。从这一点来看，三个特工也算得上是勤快之人……
即使是特工，不管归属于哪一个阵营，他们的日常，也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一样有着生活的气息。
只是，若当初建造这座丁香花园的李鸿章李中堂泉下有知，见到自家花园别墅为一群下里巴人所占，并且褥子被子如旗帜一般招展张扬，真不知道李中堂的心里又会生出怎样一番感想来。
虽然脸上盖着书，书下面的眼睛也是闭着的，但沈言并没有睡着，清醒着的脑海中，他仍然在回忆，仍然在寻找。
有李光平在，出手那些隐蔽在上海各处仓库里的物资，现在已经用不着沈言再去操心，即使日伪对上海三个地区的清乡工作已经开始，李光平依然让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没有出任何的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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